清远是一片富有改革精神的热土”。从开启全国工业体制改革先河的“清远经验”，到全国首创的扶贫经济开发试验区；从源自清远模式的扶贫“双到”，到移民样板的“连南模式”，再到起于“江湖”走入“庙堂”的清远农综改。清远从来不缺乏改革的闯劲和韧劲，以自我革新的精神和勇气，走出了一条以改革为引领的特色发展之路。

清远氮肥厂全景（资料图片）。

“清远经验”播下改革种子

1978年7月的一天,飞来峡口,白庙北面,清远县氮肥厂人声鼎沸,一场全体员工讨论会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与以往“政治挂帅”不同的是,这一次讨论主题与工厂效益直接相关。

工厂党委书记曾国华最先发言:“来厂七八年,几乎年年亏损,今年时间过半,任务未过半,又会以亏损告终,心里有老‘打败仗’的感觉,滋味难受。”

曾国华的这段肺腑之言引起台下共鸣。“领导滋味难受,我们的苦日子也不好过,工资少得可怜,33元要养活一家人,还要上山打柴、下河捉鱼、落田摸螺,汗水泪水流在一起,有苦难言。”有员工说。

建于1966年、1970年投产的氮肥厂,是当时清远县规模最大、工人最多的工厂,被寄予清远工业梦想的厚望。然而，400多人的工厂,产量最高也只有1.2万吨，投产9年,就亏了9年,累计亏损达到773万元。

穷则思变。一番讨论后,氮肥厂上下一致同意,用“记分计奖”的方式,发放“单项奖”“综合奖”等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尽管两个月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透露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信号，厂领导心里依旧极其不安。要知道在之前，发奖金随时会被批斗。

恢复了发奖金，工人们的干劲一下子就上来了。可是，由于这种奖励制度与企业经营效果脱节，奖金分配又是平均主义，大家的干劲热了一下子又冷下来了。

后来，有人借鉴“洲心经验”进一步建议：可不可以企业利润中抽出部分作为奖金发给工人？这就是“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上世纪60年代，清远县洲心公社塘坦大队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的基础上,实行水稻田间管理“五定一奖”（即定劳力、定地段、定产量、定工分、定成本，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被称为“洲心经验”。

氮肥厂和县经委将想法向县委汇报。大家一拍即合，准备用这个办法背水一战，完成当年的生产任务。

从10月份开始，县委同意在氮肥厂等4个厂试点“超计划利润提成奖”。

一个多月后，1978年11月24日晚，距清远1000多公里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面对一张契约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效果出奇地好：试行前13天，氮肥厂亏了3.2万元，试行后18天，不仅补回了亏损，全月还实现了盈利3.5万元。这是氮肥厂投产9年来第一个月实现盈利。

接着，“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在清远全县17家国营企业全面推广。年底，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让领导权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治权。”基于这一共识，为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自主权,清远县工业交通系统实施了第二次“大动作”。

1979年4月,清远县撤销县工业局等部门,由县经委直接管理国营工厂,县经委由行政机构变成既是组织生产的管理机构,又是相互独立的经济机构,全县国营工业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管理被统一起来,由县经委管理。

这一年起，氮肥厂开始扭亏为盈,全年盈利55万元。显然，“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做法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并得到了大部分县领导干部的支持,陈国生却再三叮嘱下面“只做不说”。“因为过去我们搞了洲心经验,后来都受到些冲击,受到些挫折,所以那时候我们先干,不作宣传,除了数字报表有上报,没有给地委汇报,因此开始几个月是闷着头干。”多年后，陈国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1962年至1965年，清远推广“洲心经验”，全县稻谷年产量4年持续上升,是解放以来稻谷生产增长最快的时期。然而，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洲心经验”未能全面推广。“文化大革命”期间,“洲心经验”还被作为“修正主义黑货”“三自一包”的黑样板而反复受到批判，县委和当时洲心公社的有关领导也多次受到批斗。

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路高歌的坦途。      

只做不说的改革虽然低调,增长的财政数字却瞒不过人。1979年,清远全县工业产值增长12.2%,利润增长2.5倍,17家国营工业企业上交利润增长1.8倍,是全省产值利润增长最高的一个县。

虽然工业系统的同行大多对“清远经验”表示支持,但财政部门却持不同意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是“统收统支”,工厂的所有收入上缴,支出要报批,清远的做法违反了国家财经纪律和制度，“这不就等于把本应上缴国库的钱‘截流’了吗?”1979年5月,广东省财政和劳动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清远县停止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

3个月后,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关于“清远经验”的争论再次展开。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最后讲话时说:“一定要解放思想,省委、省革委有关文件的规定,如果实践证明不对,也可以经过一定的手续改过来,不要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工交战线,一定要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一课……”

会议最终决定,在全省各地县属工业企业推广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办法。    

不过，“清远经验”推广的阻力依然很大。1980年6月,广东省在广州召开工交工作会议,一直对清远的改革持肯定态度的省经委领导在报告中却只字未提“清远经验”,现场讨论对“清远经验”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

习仲勋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觉得不对头,有点生气，于是马上召集领导开会，他说推广“清远经验”是省委的决定，但现在出现了反复。

1980年7月5日,习仲勋到清远考察。他说:“我这次来,……主要的是为了清远经验。”

7月7日,习仲勋在氮肥厂召开了座谈会。他跟氮肥厂的干部们说，“我支持你们,我来迟了,对你们支持不够,我应该早来。”

伴随着习仲勋的到来,人民日报社、南方日报社、羊城晚报社和广东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先后来到氮肥厂采访并做了大量报道。

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发了新华社的报道《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县经委直接管理工厂:清远县经济体制改革形势使人振奋——17个厂平均每月利润增长36倍,广东决定推广清远经验》。

1981年3月国务院发出〔1981〕48号文,提出学习和推广“清远经验”。至此,有人形象地说:“清远经验”这个“地方粮票”变成通行全国的“全国粮票”。

作为改革起源地的清远氮肥厂,1979年扭亏为盈后,在连续6年电力供应紧缺开工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实现年年盈利,至1989年连续11年共实现利润近1000万元。

时任清远县委副书记的赵伯杰后来认为,清远氮肥厂的“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与小岗村的分田到户，一个在工业领域，一个在农村，都画下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作用几乎可以并驾齐驱。

1992年2月28日，在纺织工业开发区举行广东省清远扶贫经济开发试验区党委会、管委会挂牌暨首批21个项目奠基典礼。（钟荣健摄）

不设防的城市屡遭洪灾

就在“清远经验”大放异彩，在全国推广时，一场空前的灾难袭击了清远这座小县城。

1982年5月12日凌晨3点开始，当清远人还沉浸在梦乡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特大暴雨从天而降。雨，像盆泼一样从天空倾泻而下，静逸的小城转眼成为一片汪洋。

据资料记载，这场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641毫米——根据国家防办《防汛手册》规定，凡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者定为暴雨，在250毫米以上则为特大暴雨。

北江河畔的清城镇，在5月12日那天，西郊的黄坑围被山洪漫顶并冲开7个缺口，加上北江水位急剧上涨，清城腹背同时受到洪涝袭击，洪水如脱缰野马，冲进街道，穿房入屋，几小时内，全城顿成汪洋泽国，县政府门前水深高达2米，中山公园达到3米。

到了13日午夜，北江水位达到15.88米，超过历史最高洪峰。县城里的内涝水位超过16米，足有6层楼高。黄岗围、黄坑围、清西围、飞水围、秦皇围、大厂围、白庙围等36宗堤段决堤，缺口75处，总长4335米。

统计数据显示，全县31个公社（镇、场）受灾，其中24个受重灾，受灾人口47.95万人，占总人口的54.3%。死亡206人，失踪16人，受伤17700人，有25.83万人被洪水围困，无家可归。这场洪灾后来被中国天气网列为建国以来的重大洪涝灾害之一。

“南雄落水洒湿石，去到韶关涨三尺，落到英德淹半壁，浸到清远佬无地走”。这是当时在清远流传的一句家喻户晓的俗语，意思是说，地处北江上游的韶关南雄下雨淋湿了石头，当这些雨水汇流到韶关时，水位已经涨了三尺，当洪水到到达北江中下游的清远，足可以把整个县城淹没。

建于北江河畔的清远县城地形低洼，千百年来，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每年春夏两季，北江河泛滥成灾，对洪灾的恐惧可谓刻在了清远人的骨子里。

1982年之后，清远还经历了多场大洪灾，以1994年、1997年的两场为最。

1994年6月19日，清远市区北江水位出现有记载以来最大洪水,16.32米,直接威胁广州安全。时任代总理朱镕基从广西飞赴清远灾区视察,经过18个小时的抢险,终于保住了北江大堤。

1997年5月7日，清远又迎来局部暴雨,10个小时降雨达700毫米,相当于一天下了全年四分之一的雨量,千年古刹飞来寺被冲毁。当时，正在清远挂职的散文作家陈俊年在其作品《南方的岸》写道：“来势汹汹的北江水，猛然冲塌了半山上的飞来寺，寺中的菩萨雕像，也可怜地被冲到数十里之外。那时候，我在清远挂职，亲眼见市府背后的北江河面，虽说没有长江宽阔，却无奈惊涛挤拥、浊浪滔天。清远人见惯了北江的淫威，抗洪抢险也用不着开誓师大会，滂沱雨夜，马灯和手电闪闪烁烁，北江大堤上，游动着无数警醒的心。”

曾任清远市政协主席的邹学军回忆说，“旧城的上下廓街常常被水淹，出门需要撑船，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阁楼，有小船，每年春季雨季往往都需要乘船出入。”“凡是‘三防’指挥部一开会，老百姓一听到抗洪救灾的广播，干部和群众便一起上堤装沙包，日夜分班巡视堤围。”

北江大桥通车仪式（资料图片）。

北江大桥建成通车

1982年的那场水灾进一步坚定了清远加快建设第一座跨北江大桥的决心。

那时，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30多年了，但清远依旧没有一座横跨北江的大桥，要过河只能乘坐渡船。

后来以26岁之龄成为清远县最年轻县委常委的黄卫星回忆说，苦无大桥，广州——北京国道公路干线在清远被北江隔断，每天南来北往的数千辆汽车和数万群众,只能靠轮船渡江。由于渡船有限，县城的过河码头上，南来北往的人们及车队都在江边等待渡轮，排着长长的队伍。有时候等候过渡的车龙沿着曙光路，一直排到现湖滨步步高，甚至是现市二中的门口，蜿蜒几公里，蔚为壮观。一旦遇上刮风下雨，过渡的车辆还得候上三五天。每逢雨季江水泛滥大雾弥漫,轮渡不通,人们只能望江兴叹。

并非清远不想建桥，而是囊中羞涩。从1958年至1980年的22年间,县政府先后3次提出了建桥计划,都因财政拮据,未能付诸实施。

1981年，清远县委第4次提出建桥计划，并认为这是关系到“沟通南部公路交通，促进‘四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压缩非生产性开支也要把桥建起来。

1983年1月，清远县政府发文成立北江大桥建设工程指挥部，正式启动大桥建设。桥梁工程总投资2200万元，由国家和清远县地方财政各出一半。

桥梁的修建得到了海内外清远籍乡亲们的大力支持。据资料记载，在清远县地方自筹的资金中，有港澳同胞、华侨捐赠的240多万港元。其中，清远龙塘籍香港同胞林有生、龙颈籍廖福宜各捐款15万港元。

30多年后，林有生讲述当年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他说，“北江大桥筹建那几年，我常常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过一夜再回清远银盏，再走一小时路程回龙塘，就这样来回港清两地，商讨大桥建设工作。劳累和辛苦确实有，但收获的喜悦远远超过了劳累。刚开始时，有人认为项目太大，肯定搞不定，也有人质疑我。但我坚定信心，再辛苦再困难也要把桥建好。”

1985年12月7日，清远县举行隆重的典礼，庆祝清远北江大桥胜利建成通车，成为全城盛事。 当天，林有生全家人参加了通车仪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兴奋极了。” ——1991年2月7日，清远市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授予林有生“清远市荣誉市民”称号，为清远建市以来首位“荣誉市民”。同月，清远市委、市政府决定，表彰对清远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廖福宜等23位港澳同胞。

对清远人来说，北江大桥开通最大的意义莫过于从此告别了千百年来靠船渡河的历史。

那一天，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也参加了北江大桥通车庆祝大会,并在会上致词祝贺——北江大桥动工建设半年后，1983年7月，韶关实行市管县新体制，清远、佛冈两县从韶关地区划归广州市管辖。

在清远县划归广州市管辖之前，中共广东省委曾发文建立中共清远地委和地区行政公署，因为种种原因，仅仅40天后，它就被永远尘封在历史的档案馆了。

清远划归广州一年后成为县委书记的赵伯杰回忆说， 老清远人对广州有特殊的感情。原清远县从历史上很长时间归属广州管辖，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才划归韶关。清远划归韶关后，很多商品流通、人员往来依然往南走比较多，群众生活用品，都是从广州运到清远；清远的土特产则通过北江、粤汉铁路等运到广州。清远县划归广州管辖之后，当时的干部群众都很高兴。一是原来与广州的来往比较多，二是广州是华南地区经济中心，实力强，因此大家都感到确实有希望，有奔头。

选定北江南岸为新建市址

北江大桥建成通车后不到两年，1987年底，一个重磅消息传了出来：清远将撤县建市。

1988年1月7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清远县，设立清远市（地级），将广州市所辖的清远县、佛冈县和韶关市所辖的英德县、阳山县、连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划归清远市管辖，市委、市政府设在原清城镇。

在国务院正式批准清远建市前夕，1987年11月，韶关市委就点名选调250名中层干部支援清远建市——当时的清远给人印象是穷、偏远。一些人听说要来清远，并不情愿，最后只能到各个部门点将。后来当上了清远市政协主席的邹学军便是被点中的干部之一。“依托清远县，建立清远市”是清远建市的号召，也就是说，一个小小的清远县财政收入必须当作一个市的财政来用。而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清远一直都是韶关地区所辖的一个农业县，以至很多清远本地人都称自己生活在韶关地区的乌克兰：他们每年都向韶关上缴1亿斤粮食。

带着韶关老地级市的优越感，初来乍到的250名选调干部对清远的感觉只能用糟糕来形容。那时清远是“年年水灾，卫生条件非常差，蚊子、虫子一抓一大把；“拥抱楼”“握手楼”非常多，城市规划非常乱。更要命的是根本不具备起码的办公条件，筹备建市的机关干部只能挤在旧的清远县委县政府的小小办公区办公，选调干部，连住宿、生活都成问题。

作为清远市首任妇联主席，邹学军当时和另外两名同事来到清远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妇联，带着每人750元的开办费，买了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和一张床，把家安在现在西门塘一个单位的会议室里，当时市委的20多位女同志全住在那里。

清远市即将挂牌的消息也没有让清远人都高兴起来。

作为清远最后一任县委书记的赵伯杰后来说，他当时对清远撤县建市有点担心，因为原清远属广州管辖，广州是华南地区经济中心，经济实力相对较强。清远建市后，几个县都是山区，穷兄弟绑在了一起，没有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天然优势，所以有点担心。

赵伯杰的担心不无道理。事实上，划归广州后，清远县工业发展得到了有力支持。1986年以前清远农业产值高过工业产值，但1987年后，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53.6%。1987年初清远和美国人合资搞华美洁具厂，总投资2000多万美金，清远方面要投入的49%部分就由广州市全包了。

1988年2月28日，清远市委、市政府就在这种气氛下正式挂牌成立。当天，清远市成立大会暨三级干部会议在清城剧场举行，宣告清远市正式成立。新市委书记蔡森林说，清远市的成立有利于实行分类指导，集中人力物力，吸收以广州为中心的经济开放区的人才、资金、技术辐射，加快山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一周后，清远市党政领导班子召开会议，初步确定清远市近期经济发展目标是：“三年打基础，五年初见成效”，并选定清城北江南岸的小市为新建市址。

新市址选定的背后也有一段插曲。当时，清远县城城区面积还不到4.5平方公里。1987年末，以蔡森林为组长的新市建设筹备组经过调查并分析后，作出市区规划建设“依托旧城建设新城”的构想，将新城定址于小市—百嘉—龙塘南北长约11.05公里地段——彼时，这一带还是农田、河流沙坝。有人提出异议：清远年年发大水，新市还选在河对岸，岂不是经常要受淹？但最终，市主要领导还是坚持了下来，并报时任省委书记林若拍板敲定。

十多年后，一位从顺德调来的清远市主要领导赞赏说，这一选址为清远建设一座中等城市奠定了框架。

新市百业待兴

新建市的清远百业待兴。 

因为“不想错过时代带来的机遇”，1988年初，蔡仲光特地跑去了深圳特区考察了一番，寻思能够干点什么。回来不久，清远建市的消息传来，他与4名伙伴一拍即合，将民用电线电缆作为市场切入点，在清城区龙塘镇租赁一间黄泥厂房，将远光电缆厂操办起来了。30年后，他如此回忆当年深圳之行所受到的触动：“在深圳，高速推进的城市化建设让我们第一次有了‘城市’的概念：高大的厂房沿着道路延伸，它与系列市政配套构成城市的骨骼；而密布的电缆好比神经中枢，它联接起城市的肌体并传达信息指令。电缆所及的地方，就有色彩斑斓的霓虹灯带，还有昼夜不停的机器轰鸣，而且一定有机遇和挑战共存的无限商机。”

也有人为爱情而来。1989年3月5日，钟志宏生平第一次踏上清远这块土地，由江西萍乡电视台调到清远,准备加入刚成立不久的清远电视台,担任《清远新闻》主播。前一年，爱人已先行到了清远，她是“夫唱妇随”。父母特地借了一辆面包车，跋山涉水送她过来。路上，母亲一再提醒：“清远，听说那里经常闹水灾！”刚来几天，钟志宏就闹水土不服，母亲带她去了一趟人民医院后，担忧又深了一层：医院简陋得像一家乡镇卫生院，以后万一身体有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啊？她当时无法想象，自己的女儿将不仅在清远顺利扎根，还成为了清远人最为熟悉的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用话筒和镜头，见证并记录了清远的发展历程。

刚建市的清远确实基础设施落后。清远日报社副总编辑唐德亮对1988年的一次连山至清远之行依然记忆犹新。当时两地的班车隔天才开一次；有班车的当天，早上七八点出发，下午两三点才可以抵达目的地，而两地的距离不过200多公里。那一年，时任连山县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的他要到清远市区开会，想着当天去肯定会迟到，便提前一天起程，早晨6点多钟从连山县城出发，到肇庆市四会车站后转车到清新三坑镇，从那里打摩托车到太平，再从太平坐班车到清远市区。当天他长途奔袭300多公里，抵达市区已经是傍晚6点之后的事了。两年之后，中共清远市委筹办《清远报》，唐德亮调进报社。当时，107国道清连路段已经开通，不过之前的经历一直留存在他脑海，挥之不去。

即便如此，也有人“稀里糊涂”就来了。

1989年，刚从中山大学毕业的杨德银被分配到清远工作。一下车，他的心就凉了，和许多人一样，对清远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八个字：“山清水秀，贫穷落后”。虽然清远就在广州旁边，但读大学时，他没听过这个地方，直至清远市委、市政府到中山大学招聘。有个同学对他说，“清远那个地方可以去的，因为它是新建市，需要人才，你去了以后，肯定会有很多发展机会。”然而，他当时所见到的清远，北江南岸基本是一片沙滩，没有什么建筑，很荒凉。在旧城，走到街上感觉到处乱七八糟，中山公园还有猪牛在溜达，也长满荒草。他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感觉得到这里“有很多发展机会”。

处处的不便和重重的困难，致使人心浮动，不少人来了又走了。

由清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转任新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副主席的黄卫星回忆说， 建市之初，清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然后再是谋图发展。为此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他主编的《清远文明》小报连发了两篇有分量的文章《增加透明度，增强信任感》《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新市》，“现在回头看，这两篇文章的观点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建市两年后，1990年“五四”青年节当天，市委、市政府公布了“新市精神”: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科学民主、开拓进取。次年，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还邀请中央和省的专家学者举办了一场为期3天的“新市建设的哲学思考理论研讨会”。

一篇报道催生了一个国家级改革试验区

来清远后不久，杨德银被安排去北京大学进修，一位老师问他来自哪里，他答：广东清远。老师说，“哎哟，广东很厉害。但是，清远在哪个位置？是不是很远？”这让他有点不好意思回答。

刚建市的清远确实没有多少知名度。不过，很快就有了一定的名气，只不过这种名气多少让人觉得尴尬。

1991年2月20日，清远建市3周年前夕，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由记者吴长生、蒋亚平采写的长篇报道《邻近“金三角”的“寒极”》。报道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车窗外已满是羊城的火树银花，可我们的心，却依旧留在那静悄悄、黑沉沉的大山之间……几小时的汽车路，竟拉开了数十年的经济‘时差’。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恐怕没人相信广东清远市郊区白湾镇会这么穷，而它南距大都会广州市，仅仅100多公里！粤北山区的南沿，珠江三角洲的北端，空间距离不远，经济‘时差’之大，却震人心魄。”

这是一次“计划外”的采访。应当时在清远市郊区（后改为清新县）挂职的一领导之邀，原计划到珠三角领略农民先富风貌的吴蒋两人，“鬼使神差”地来到了清远，“访富”变成了“看贫”。在镇干部的引领下，他们去了白湾镇皇宫村，逐一探访村民们的土排房，亲手掀开了十多家的锅盖，看到了几乎整齐划一的衣衫褴褛，几乎完全相同的木薯、玉米糊糊，几乎清一色的家徒四壁……

20年后，吴长生回忆说，尽管预先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现实依然令人震撼，已经搞了近20年农村报道的他，没想到在媒体上已经“富得流油”的广东，竟还有这么穷的地方。采访完回到广州后，一路为“皇宫”之名困惑的他，突然猜出了老辈人给村子取名“皇宫”的缘由，因为这里简直就是“地狱”的边缘，“皇宫”是他们苦苦追寻的一个梦。

皇宫村，像白湾镇的90多个自然村一样，沉在一口巨大“石锅”的底部。当地把石灰岩山区这种火山口似的封闭石坑称为“崆”。白湾镇1．5万多山民，就散居在这种大小不一的崆里。全镇72平方公里的面积，有70平方公里的石头山。有人这样形容白湾：金木水火土，五行全缺，唯独不缺石头。

亦不仅仅是白湾，与白湾毗邻相连、贫瘠板结的还有阳山县的东山，英德市的岩背，以及乐昌市的沙坪，这4个乡镇，被人们称作广东石灰岩地区特困的“四大金刚”。当时，全省有200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100万人在清远。

报道刊发9天后，刚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谢非来清远调研，了解清远解决山区贫困问题的思路。

时任清远市委书记蔡森林、市长骆雁秋汇报了在山外平原地区搞“异地移民扶贫”的构思：“以扶贫解困为目标、配套服务为宗旨，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异地办厂、体外造血、贫富合作、共同得益，创办清远扶贫经济开发试验区”。谢非对此充分肯定，认为“很有创意”，并鼓励清远大胆探索、勇于实践，认真研究、周密部署。

不久，广东省政府下发文件批准清远扶贫开发试验区成立。这个建于清远市南郊、北江沿岸的试验区总面积为9.6平方公里，以全国首创、异地开发、体外造血、工业扶贫特色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经过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的多次实地考察之后，清远的扶贫开发试验，受到了国家层面的充分肯定，1992年11月，国务院将其列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行列，并给予多项优惠政策，要求“努力把这项扶贫大事办成功”。这也是全国首家扶贫经济开发试验区。

与此同时，一个从白湾镇皇宫村那类缺少基本生存条件的生态恶劣山区，往外整村搬迁农民的壮举，拉开大幕。

1993年5月11日，清远市委、市政府在英德召开了第一次石灰岩特困地区人口迁移会议，会议作出决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把石灰岩特困地区10万人口，迁移到生产和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安家落户。

据“清远大事记”记载，至1997年止，清远市投入资金2．62多亿元，完成异地安置人口39705户、188269人，其中石灰岩特困地区35905户、169924人，高寒山区少数民族3800户、18345人。

就这样，一篇报道，催生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国家级改革试验区，推动数以万计的清远人改变了命运。

与珠三角擦肩而过

1992年，就在许多人感慨清远之穷时，清城区龙塘中学老师赖坤洪辞职“下海”了——比他的同行马云还早了3年。

这一年初，88岁的邓小平坐在南行列车上，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为中国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久，邓小平南巡的旋风席卷全中国，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当时，在龙塘中学任教的赖坤洪一个月工资50元，大儿子刚刚出生，既要养小又要养老，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也顾不上名声好不好听了，一边教书，一边偷偷干起废品回收。他先从亲友那里借来2万元，然后靠着关系到广州黄埔港拿了20吨废电缆。2万元的借款全部用来进货和买设备，拆解金属的都是亲戚朋友和乡亲，都是先干活，后谈钱。现在看来，就像是一场为了改变命运的赌博。可是赖坤洪赌中了，那笔生意他赚了2000多元，相当于好几年的工资。

由于利润可观，越来越多的人放下手中的农具，开始投身废品回收。最高峰的时候，在清城区龙塘、石角两镇，有数千个原始的家庭式作坊，从业人员过10万。赖坤洪也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辞掉他的铁饭碗，做起全职“收买佬”。当时，没人想到这个曾拿着50元月薪的乡镇老师，能靠着废品回收摇身变成了亿万富豪，还当上了清远市工商联主席。更没人想到，他所从事的行当，将在争议声中发展成年产值数以百亿元计的产业，又在巅峰过后，由盛转衰。

赖坤洪“下海”两年后，1994年7月，刚过而立之年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生黄荣茂背着一个大大的行李袋,来到了清远。

当时的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经过十几年发展,GDP总量已经连续好几年位居全国首位，很多之前分配到广东的同学,给黄荣茂讲起广东时,也说这里如何繁荣,如何充满机会。然而,当他满怀希望来到广东省教育厅报到时,一个长得胖胖的女同志看了他的报到表,很吃惊地说:“欢迎你到清远去啊!”

黄荣茂很诧异其中含义。因为来之前，就已对清远的贫穷落后有所耳闻:人民日报3年前的那篇报道已让清远贫困的名声传遍了海内外。听闻毕竟不如亲历,等到真要去到这个“寒极”工作时,“欢迎你到清远去”这句带着温度的话,却听得他有点心寒。因为那些需要“欢迎去”的地方,通常条件不太好。而且,他分配到广东的同学中,基本都到了广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强烈的心理落差让这种情绪格外明显。

就这样，带着忐忑的心情,黄荣茂正式踏上了清远的大地,并自此踏上了他为之奋斗的路途。

1994年，对清远而言，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当年的改革先锋——市氮肥厂因资不抵债，经市政府同意依法破产，成为市法院受理的第一宗企业破产案件。

这一年，清远市区北江水位洪峰一度高达16.34米，超过1982年15.88米的历史最高水位，酿成百年不遇的洪涝大灾。

这一年，当时广东省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举行奠基仪式——4年后，工程大江截流成功，清远市区从此告别每逢水灾必受淹的历史。

这一年，英德、连州撤县建市，全长215公里,途经连阳三县和清新的清连一级公路动工兴建。这个总投资达30亿元的项目,当时的启动资金仅有300多万元。项目的总指挥,正是被干部、群众亲切称为“公路市长”“工地市长”的时任市长陈权。

这一年，省政府批复清远市1993年—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清远城市被定位为“珠江三角洲北面门户”，分成一区六组团开展城市建设。

这一年，广东省委七届三次全会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珠三角”概念首次亮相。

与广州空间距离仅60公里的清远不在珠三角范围之内，这至今还让许多人感到遗憾。去年5月，市社科联主席刘国华在其公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清远城市发展战略不断与时俱进》一文中谈及了此事。他写道：“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广东省委领导想把‘珠江三角洲’的具体范围框定、明晰一下，因清远毗邻广州，且清远建市前的清城、清新、佛冈均属广州直辖的郊区县范围，故省委派出的调研组曾主动征询当时的清远市委领导‘把清远纳入珠三角’的意见，当时的那位清远市委领导沉吟了半晌，缓缓答道：算了吧，我们还是先打‘扶贫牌’吧，国务院刚刚批准清远成立了首个国家级的扶贫经济开发试验区。就这样，清远与珠三角擦肩而过。”

历史没有假设。要等到几年以后，清远才开始意识到往珠三角靠的好处。

航拍清远（资料图片）。清远日报记者 吴明 摄

由“扶贫牌”转打“生态牌”

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第一次来到清远看到的贫穷落后,依然让黄荣茂大吃一惊。当时,穿城而过的107国道有不少路段还是沙土路,从广州到清远需要3个小时；小市这边还是一片良田,公交车只通到目前连江路的原环保局大楼附近；再往东南方向,新建的市政府大楼如“异军突起”,特别抢眼……

1994年,清远地区的GDP仅为96.58亿元,人均GDP更是只有2970元。有同事告诉他,每逢在省里开会,清远的干部们都会很“主动”地往后排坐,因为经济发展不好,坐到前排有点“不好意思”。

搞扶贫开发几年了，为何清远经济发展、城市面貌依旧没有太多变化？黄荣茂几年后才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蔡仲光却已经感受到清远长期打“扶贫牌”带来的负面影响。上世纪90年代末期，借着国家农网改造的“东风”，“远光电缆”的实力得到了壮大，客户来自广东、广西、贵州等多个省区。有一天，一位外地客户问他，“清远在哪里，是在广东吗？”这不禁让他担心，即使拥有再出众的技术和产品，缺少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企业也难言成功，尤其是在竞标全国性项目时，企业驻地信息决定了客户的第一印象。为避开有着“贫穷”标签的清远，他们开始介绍自己“是来自广东的远光电缆”。

到清远4年后,黄荣茂调进了市委办工作,主要参与写材料、调查研究,兼任市委书记秘书。时任市委书记梁戈文在中共清远市委三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就是他所参与写作的重要材料之一。

这场会议在1999年12月25日召开，梁戈文在讲话中提出，要确立“三个定位”，即发挥区位、地理、气候、物种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建设珠三角农副茶农生产加工基地；发挥旅游资源、环境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等绿色产业，建设珠三角后花园；发挥交通、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建设加工贸易基地。

这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清远开始调整发展思路,由打“扶贫牌”转向打“生态牌”“发展牌”。

那么,如何把清远的新思路、新形象传播出去呢?得知省里谋划举办山区与珠三角经贸洽谈会后,梁戈文与时任市长柳锦州联名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李长春及省长卢瑞华,争取了首届珠三角与山区经贸洽谈会在清远召开。

2000年11月,广东首届“山洽会”在清远举行,李长春、卢瑞华,以及全省21个地级市主要领导、省直单位和各地来宾共5000多人参加开幕式。对于清远来说,如此高规格、大规模的活动还是第一次召开。

会议给清远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会上,全省签约612个项目,合同金额242.5亿元。其中，清远签约合同33个,金额30.20亿元,合同金额列山区市首位。

黄荣茂说，这次会议向外界传播了清远“不远、不偏、不穷”的信息,还直接促进了清远旅游业的发展。

清新三坑温矿泉就是当时最大的“受益者”。这个由香港新世界作为主要投资者的旅游项目于1998年建成试营业，是全国第一家露天温泉，自建成之日起便游客盈门。

时任三坑镇镇长李向武说，清新温矿泉开业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一，景区准备的1万条毛巾，从中午开始就告急，游客多得要排队等。温矿泉周围的村子也常常车水马龙，不时堵车，来体验温泉的游客有不少自然分流到村里吃饭、住宿、买农产品。很多村民利用近地优势摆摊设档，出售温泉用品、娱乐用品和土特产。山洽会期间，作为当时清远仅有几个能拿得出手的景区，清新温矿泉还承担了重要的接待任务，住了一千多人。

黄卫星也记得：“它（清新温矿泉）辉煌的时候，广州各大酒店都开通了直达温泉的巴士。”

2002年3月,清远市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成功。这是清远有史以来获得的首个国家级品牌,无异于给清远旅游业注入了“强心剂”。那一年,全市接待游客量陡升到418万人次,营业总收入12.5亿元。 

那一年，清城区政府也搬迁了，原址开始建设城市广场，次年广场开业。这个新建成的商业广场，成为了当时清远的商业地标，不仅市区居民常去，周边各镇的居民和乡村的农民，进城都会到城市广场逛一逛。商场安装了两部观光电梯，大家都觉得很有档次，可以在商场内逛街、吃饭、休闲娱乐，再也不用专门跑到广州购物了。

一位“可怕的顺德人”拆了市政府门楼

作为一名播音员和主持人，钟志宏工作之余爱好摄影。   

2003年4月12日，她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为了这组照片，她守了半个月。

那一年3月底，有消息说，市里将拆掉机关大院门楼。当时，钟志宏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会是真的吗？”

要知道，自1988年撤县建市以来，清远市政府机关办公大院就选址、新建于新城人民二路。高大、威严的机关大院南大门是市政府机关办公大院正门，门楼高12米，跨度16米，全天候都有武警战士、安保人员值守。走入大门，穿过花木掩映的国旗旗杆、喷水池、广场……拾级而上，就是11层高的市政府机关办公大楼。

此后的一段日子里，她天天留意市政府大门口的动态——恰好办公室窗户正对着那里。一天，她发现这座象征着政府机关威严的门楼被围蔽起来了，坊间传说即将变为现实。

4月12日，一个清静的周末，一切都如往常。她已提前获悉门楼拆除定在了这一天，便带着相机回到单位，打开办公室窗户，紧张又激动地守候着。下午2时30分，“砰……”，随着一声轰响，市政府门楼在扬尘中轰然倒塌，她按下相机快门，记录了这一历史瞬间。

“我真不相信，这么大胆，连政府的大门都拆了。人家会怎么说，怎么看？建大门的会怎么想？”多年以后，谈及此事，钟志宏仍觉得不可思议。

下令拆掉市政府门楼的是一位“可怕的顺德人”——时任清远市委书记陈用志。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专程来到顺德时，陈用志便是当时的顺德县县长。之后，顺德撤县设市（县级市），陈用志为首任市委书记。2001年3月，陈用志在佛山市委副书记、顺德市委书记任上调来清远。

彼时的清远正陷在建市以来最深的低谷之中——从1996年起，全市经济陷入了长达7年的低增长期，GDP年增长率年均为6.66%，只有全省的60%，也低于全国同期发展水平2个百分点。

2002年4月，梁戈文因年龄的原因不再担任清远市委书记，陈用志接任。

20天后，陈用志就清远如何发展经济，提出了5个创新：观念要创新、思路要创新、政策要创新、环境要创新、服务要创新。5个创新中，“观念创新”放在第一。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上任后，感到阻碍清远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时，陈用志很直接地说，“是观念落后、思想陈旧。”他说，清远少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看不到自身的优势，不愿意积极进取，有浓厚的等靠要依赖思想。他进一步说，清远“穷”不是穷在钱上面，而是穷在脑袋上；山区落后不在区位，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尤其是交通；山区欠发达不是农业不发达，而是工业不发达。所以，清远要发展，一定要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实现三大转变，即转变观念、转变政府职能和转变作风。

如何转变？他的切入口是“拆”——拆围墙。他提出“搞开放式的城市，建开放式的马路、开放式的公园、开放式的机关，以开放显示清远新形象”。

早在市政府门楼拆除的7个月前，位于旧城的中山公园就已拆掉了围墙，免费向市民开放。市政府门楼及围墙拆掉之后，多家机关单位跟进，纷纷拆除围墙，力争改变过去高高在上的衙门形象。

有形的围墙拆除了，无形的围墙亦要拆掉。

陈用志说，无工不富，清远与珠三角的差距就是在工业方面的落后。清远要发展，要从发展农业思维转到“工业立市”思维，以“工业立市”统揽全局。

2003年，清远提出推进“三化一园”的战略目标，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建设珠三角后花园”之路。之后，清远市出台了一系列自削“门槛”的举措，要求“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服务一优再优”，全面调整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以增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2004年的清远，有一个会议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2月28日，清远市委、市政府出资400多万元举行清远市招商引资兑现奖励表彰大会，庆祝建市16周年。这是清远市历史上第一次奖金最多、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的兑现奖励表彰活动。

在大会的发言中，陈用志这样措辞：“我们热切期待着有更多海内外经济界企业界的朋友融入到‘山区经济圈’来，加盟山区开发建设，成为山区发展的投资主体，‘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使清远真正成为大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首选地、低成本扩张接纳的首选地、出口商品加工流转的首选地、大产业配套产品的首选地、南北物流集散的首选地和旅游度假的首选地。”

2005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人民日报赴广东采访组采写的长篇通讯《广东酝酿发展模式之变》，文中两次提到了“清远现象”。

什么是“清远现象”？2004年，广东省对各地的七项经济指标考核，其中5项清远排在第一位，有两项排在第三和第六位。2006年，清远市GDP总量在全省山区市中率先突破400亿元，达413.5亿元，实力排名正由全省“末尾”向“居中”跃升，从倒数第2跃到全省第14位，在5年内前移了6位，成为全省跃升最快的地级市，排在山区市首位。

之后，外界谈起清远，更多的标签是那个发展速度很快的城市，而不再是14年前穷得叮当响的“寒极”。黄荣茂说，从那时起，清远的干部去省里开会时都会主动地往前排靠了,因为心里有了底气。

也是从2004年起，至2011年，清远GDP增速连续7年为全省第一，外界称之为“七连冠”。其中，2007年还有一标志性事件：当年前三季度,清远的GDP达到了394.8亿元,首次超越了珠三角城市肇庆的393.17亿元。 

省纪委下最后通牒引发产业转型

快速的发展给清远人赢得了“自豪感”，却似乎没有带来相应的“幸福感”。  

2012年2月13日发布的《2010年建设幸福广东综合评价报告》显示：清远人均GDP排名非珠三角地区最高,幸福综合指数却排名全省倒数第二。这份报告是广东省统计局根据省政府《印发幸福广东指标体系的通知》精神，对全省21个地市分10大类指标几十项细化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再测算出幸福指数，并予以排名。

房价是影响市民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2010年，受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及市委、市政府扶持房地产业政策的双重影响，清远房地产业呈现独特的V型运行态势。这一年市区商品房成交面积为186.44万平方米，成交均价约4874元/平方米，比上一年涨了875元/平方米。接下来的8年里，清远市区楼市经历了房价上涨、下跌又上涨的周期，最终企稳在近万元每平米。

尽管不少清远人觉得房价涨得有点高，但对广州人来说清远的房子很有吸引力。2012年，在广州市工作了十多年的孔书，到广清交界的北部万科城买了一套房子，准备在这里养老。但搬进来不久，他和邻居们就发现周围总有一股刺鼻的焦臭味，使人感觉到头疼、迷糊、恶心。经过查访，他们终于发现了这种气味的来源，正是周边废旧金属拆解厂焚烧后产生的气味。

孔书所住的小区位于清城区龙塘镇，是清远废旧金属拆解行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他用无人机对小区周边航拍发现，大大小小的拆解厂非常集中，几乎每个院子里都堆放着废旧电子垃圾。拆解厂往往在夜间把废旧金属运到周围的山间进行焚烧，塑料材质的外皮燃烧后产生刺鼻的气味令附近小区的业主难以忍受。

之后，孔书就和邻居以及周边楼盘的住户一起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当地政府反映。

当时，赖坤洪辞职“下海”恰20年，其创办的清远市进田企业有限公司，已成为清远废旧金属回收行业的领头羊。2010年，进田企业产值达到9.6亿元。而全市再生资源产业创值518.2亿元，占市工业总产值的25.6%；处理电子垃圾250多万吨，生产再生铜80万吨，占全国再生铜产量的40%，占全国铜总产量的13.8%。再生金属俨然成为了清远的支柱产业。

然而，在进田等少数规模企业之外，龙塘、石角一带更多的是拆解散户，拆解多靠手工完成，碰到塑料皮很厚的电缆，就干脆泼上些油，通过燃烧的方式将包在里面的铜芯分离出来。处处冒烟的黑作坊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清远也因此屡次在省里被开会点名，被各级媒体多次曝光。从2000年开始，省、市两级政府和环保部门，对废品回收的黑作坊进行严厉打击。但由于违法成本低，每次打击后，黑作坊迅速死灰复燃。

在向政府部门反映收效甚微之下，孔书们转而诉诸媒体。报道一出，引起省纪委的关注。省纪委暗访之后给清远下了最后通牒：务必在2015年11月前全面取缔园外非法经营拆解散户。

多重压力之下，清远市对龙塘、石角的废旧金属拆解业开展了史上最严的整治。截至2015年11月，龙塘、石角两镇2358家园外非法经营拆解散户全面被取缔，共涉及29个村委会、302个村民小组、从业人员2万多人。

事实上，即使没有这场环保整治“风暴”，再生金属产业的好景也不长了。2012年开始，石角一些从事废铜加工的企业陆续关门大吉。2008年至2013年的清远再生铜产量逐年递减，分别为：86万吨、75万吨、68万吨、50万吨、42万吨和40万吨。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2016年两会期间，赖坤洪接受媒体采访时便表示，清远再生产业面临着尴尬现状：对地方的贡献与产业的占地、规模、产值等很不相称。此外，由于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加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下游企业用量减少、付款周期延长、产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普遍降低。

“一定要转型。”这是赖坤洪对行业的判断，而他本人一方面拓展废旧汽车破碎处理的业务，另一方面，于2015年在清远高新区参与投资建设天安智谷科技园，主打科研、众创空间和项目孵化。

由“七连冠”到倒数第一 转型惹非议

再生金属行业的转型压力，其实也是清远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2010年，市统计局副局长张定东计算发现,1988年至2009年的22年间,清远的GDP年均增长为15.71%。这里面,劳动力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年均增速为0.43%,资本投入的促进作用为10.65%,技术进步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为4.63%。换言之,清远这22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资本投入增长,其贡献率达到68%。其中，2004年至2009年,清远的累计投资是前16年的4.2倍,基建投资是2.3倍,房地产投资是5.6倍。

张定东分析，随着投资规模及GDP规模的增大,清远经济存在隐忧:一旦没有特大项目的支撑,难以维持较高速度的增长。按照前述经济增长模型测算,如清远GDP按“七连冠”期间年均18%左右的惯性加速增长,在技术进步没有得到太大改观、劳动力投入仍维持年均0.75%的增长水平下,光靠资本投入来拉动经济,那么仅2010年就需投入1602亿元,2015年大约需要投入6264亿元的资本。

他最后得出结论：靠投资拉动高速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转型升级”是清远的必然选择。

“宁可不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青山绿水。”2011年底开始，清远市委、市政府换届，新一任领导班子提出，清远要调整经济结构进行产业转型升级，陆续淘汰水泥、陶瓷、玻璃、金属拆解等高污染、高能耗产业。

这边环境整治未能立竿见影,那边随着产业调整却是GDP“断崖式”下跌。

2012年,全市GDP同比增长仅5.1%,全省倒数第一——2010年，清远GDP仍是全省第一，为“七连冠”最后一冠。另,在2013年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评估考核中,清远在粤东西北12市排名倒数第二,粤北山区5市倒数第一。

两年之间，由“七连冠”到倒数第一，巨大的反差引起了社会各界热议。

“面对社会上的一些议论和压力，我们要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切不可忍不住一时的阵痛，受不了暂时的非议，担心出不了政绩，就变得急躁浮躁起来，甚至重回粗放增长的老路。”时任市委书记葛长伟在一次大会上如是说。类似的话语，他后来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个人是要担当政治风险的。”时任清远市长江凌也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会带来经济发展速度暂时的回落，会带来干部群众的不理解、非议，会影响一个班子主要领导的政治威信，甚至被怀疑工作能力。而且经济发展速度暂时的回落，也会造成在排名考核当中排名下滑，甚至靠后垫底，造成上级部门、领导对你工作得不得要领的误判，甚至会影响个人政治前途。所以，清远现阶段发展需要担当，没有这种担当，你就不敢推动这个转变。”

长隆来了腾讯也来了 

2013年的最后一天，清远长隆项目正式签约落地。

清远长隆项目总投资300亿元，项目占地面积近9万亩，相当于1.73个澳门。项目分三期建设。其中，首期建设的银盏板块占地3300亩，投资100亿元，以大自然、大生态、大种群为设计理念，集森林主题公园群、世界珍稀动植物群、主题商业中心及生态酒店群于一体。

长隆方称，整个清远长隆项目建成后每年将吸引3000万游客，年产值150亿元，直接增加就业5万人，带动相关产业就业20万人，带动相关综合经济效益1000亿元。2015年11月11日，清远长隆项目正式启动建设。

正是因此，长隆项目推进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清远人的心。

2016年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布《2015年度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报告认为，全省21地市发展后劲排名中，河源、清远、肇庆、阳江、惠州居前5位。报告认为，清远在今后的发展中后劲很足：清远长隆项目开工了、广清一体化纳入了省“十三五”规划建议、清远高新区成功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不过，这也并非意味着清远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功。

“十二五”期间，清远的经济发展增速触底反弹，走出了一个“V”形曲线。不过，2017年，受多种因素影响，清远GDP增长仅为5%，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

今年4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发布《2017年度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指数评价研究报告》。根据产业转型升级指数得分，《报告》将广东21个地市分成四个梯队。其中，清远等8个城市为第四梯队，被指产业转型升级总体水平较低，创新动力明显不足，产业辐射能力不足，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产业结构以低端的传统产业为主，仍未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产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宁可牺牲掉一点GDP和税收，也要着眼长远发展。”今年4月4日，履新4天的市委书记郭锋、时任代市长黄喜忠到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开展“深调研”，再次释放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升级的决心。

4个多月后，8月8日，腾讯华南云计算基地项目落地清远。它被比喻成“城市大脑”的项目,将存储着腾讯公司的微信、城市服务、网络媒体等全业务数据,可助清远在智慧政务、智慧民生、智慧产业等大数据产业发力。市经信局局长刘军说，这个计划投资数以百亿计的项目，将会彻底改变清远原有的资源型产业结构。

广清一体化催生“广清新城”

2012年，当孔书住进北部万科城时，周边仅有零散两三个楼盘，到处荒山野岭。如今，这一广清交界片区已吸引美林基业、碧桂园、万科、恒大等一批全国知名地产巨头抢滩登陆,房地产的开发速度和开发量呈爆发性增长，广清两市共建的广清产业园、清远长隆也在几公里范围之内。2016年市两会期间，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广清对口帮扶指挥部总指挥李新全说，这一片区将会有更多两市居民居住，慢慢形成一个可比肩“华南板块”的新城，或可命名为“广清新城”。

“广清新城”可谓是广清一体化战略加速实施的成果之一。

2011年底，清远市第六次党代会召开，时任市委书记葛长伟作了《全面实施“桥头堡”战略 推动清远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的报告。参加分组讨论时，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形象地说，桥头堡战略的实施是要重新审视清远的定位，实现产业升级、富民强市，“这就好比一个小伙子，到十几岁一直在长个头，现在到了二十多岁了，应该要长块头了。”

之后，清远进一步提出“南融北拓桥头堡，水秀山青后花园”的城市定位。

2012年3月，提出“南融北拓桥头堡”战略后4个月，清远市党政代表团开始“南融”之行，首站来到广州便签订《广州·清远市合作框架协议》。协议主要包括6个方面的合作，初步提出了“广清一体化”的概念

2013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赋予清远新定位：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环珠三角高新产业成长新区、生态宜居名城和珠三角北缘的门户城市。同时，调整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城市对口帮扶关系，将原佛山对口帮扶清远改由广州对口帮扶清远。

之后，在清远的多番呼吁，广州的支持下，广清一体化逐步得到认可。

2015年6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来清远调研时说，“广州对口帮扶清远就是要最后实现广州和清远一体化发展，这个战略提得是对的。”他还说，“把清远当成广州的一个区去布局，就真的是叫广清一体化。”

如今，广清一体化已提出6年多。去年12月，广清两市在广州举行一体化发展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名称以往都是“广清对口帮扶党政一把手联席会议”。从“对口帮扶”到“广清一体化”，会议名称的变化折射出两市对广清一体化发展战略的认可度，更折射出两座城市关系的变化。

“(广清一体化)这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不是帮扶和被帮扶的关系,更不是赐予与被赐予的关系,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形成互补、同生死、共患难。”既是广州人,又是清远人民选出的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张宇航如是说。

考虑到“广清新城”入住的居民及企业越来越多，去年起，清城区着手调整现行镇级行政区划，决定在该片区设立街道并成立街道办事处，并将拟设街道取名为“石龙街道”——石角镇和龙塘镇各取首字。拟新设街道的总面积约47.6平方公里。其中，调整涉及龙塘镇面积25.3平方公里，石角镇22.3平方公里。目前，街道的设立正走审批流程。

36年后再次输出“清远经验”

小岗村18个农民立下“生死状”搞分田到户30多年后，清远的农民开始探索如何将当年分下来的地整合在一起。

2014年4月26日,英德市石牯塘镇叶屋村小组。前来调研的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走进了村组长叶时通家里,俩人聊起了家常。

“村集体收入有多少?村民收入怎样?你们家收入又怎样?”陈锡文问。

“村集体2013年收入15万,村民人均收入两万多元,有的一户收入二十多万。”叶时通略显拘谨地答道。

“那很不错了,跟城里差不多了啊!”陈锡文很惊讶,这一仅有百来人的小山村村民收入居然比得上城里人。当了解到6年前的叶屋村人均收入仅有2000多元时,他更惊讶了,连忙追问原因,“为什么收入一下子能提高到这么快?”

送走陈锡文12天后,年近5旬的叶时通作了人生首次大会发言,台下的听众是清远市、县、镇三级党委、政府负责人,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由于紧张,他发言时以至于不敢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而用了惯常的客家话。这是2014年5月8日召开的清远市2014年农村工作会议上的一个场景。

会上，叶时通讲述了叶屋村变化的原因。叶屋村小组位于英德市石牯塘镇偏远一角，与清远乃至全国许多农村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但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90年代，分散的土地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却无法让农民致富。本世纪初，叶屋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全组60%的耕地抛荒，四处荒草丛生。

农民土地过于分散是问题的症结，想要在农村致富，便要让零散的土地连成片，进行规模化生产。想动农民的土地不是件容易的事。叶时通决定先自己试验。2002年，他拿自家的好田置换别人的差田，连成一块面积7亩的土地，将其改造成鱼塘，塘边养猪。次年，叶时通养鱼、养猪各赚了2万元。

叶时通的成功，让村民看到了土地的价值，村里掀起一股互换土地的热潮。2010年春，叶屋村村民自发的土地互换调整宣告完成。村民有了连片的土地就可以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种植、养殖，每家每户都是一个家庭农场，主要进行蔬菜、蚕桑、砂糖桔种植和养猪养鱼。次年，叶屋村人年均收入从2000多元跃升至10000多元。

2012年11月28日,清远市委市政府下发文件《清远关于完善村级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意见(试行)》,正式迈出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探索的脚步。这份后来被简称为“33号文”的文件仅5046字,从调研、起草、征求意见、修改到签发,时间跨度几近一年。其背后是市领导们率调研队伍走过全市所有85个乡镇,足迹遍布200多座村庄,三易其稿最终成文,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为核心,推进“村民自治、基层党建、政府服务”三个重心下移。

跟四十年前,清远在工业领域的国企改革一样,这项改革同样发端于群众首创，是将许多清远农村农民自发探索创造的农村改革经验，整理、行文、推广，叶屋村的探索经验被便吸收其中。

听了叶时通的介绍，再陆续走访了英德、连州、阳山等县（市）多个乡村之后，陈锡文说，在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上,“清远找到了很好的钥匙。”

陈锡文离开清远7个月后，农业部等13部委公布全国第二批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清远位列其中。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方案》(“31号文”)，吸收了清远“农综改”的探索经验，要求各地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开展多种形式的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

在为工业领域输出“清远经验”的36年后,清远乡村样本再次为中国的乡村振兴输出了“清远经验”。在中央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愈发凸显它的价值。

总书记肯定清远农综改 “清远经验”再出发

1978年始，至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四十周年。当年改革的推动者、见证者也步入新的人生阶段。

转任市委党校副校长的黄荣茂整理了多年的文稿，结合清远发展实际，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从地理位置上看，清远南部地区处于广东省的几何中心，将清远定位为粤北地区，其实不太恰当。目前，广东提出了粤东、粤西、粤北，就是没有“粤中”，清远可宣传强化“粤中”概念，以更好的姿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新一轮大发展的黄金十年。  

当年的清远县最年轻县委常委黄卫星步入了花甲之年，却依旧奋战在工作一线，马不停蹄地推动省职教基地加快建设。他以此作为自己从政生涯的“收官之作”，憧憬着这个几年后将进驻10多万大学生的基地，如何显著提升清远的核心竞争力。 

退休多年的赵伯杰又开始了忙碌。清远市委、市政府筹备建设飞霞公园飞霞书院，将“清远经验”等改革做法梳理总结，从中汲养。作为改革的参与者，赵伯杰参加了多场座谈会，忆往昔峥嵘岁月，传承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

2018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参加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代表、时任清远市长郭锋向其简要汇报了“清远经验”的往事。总书记听后说：“清远经验，全国推广。”

7个半月后，10月22日—25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广东考察——6年前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外出调研首站就选择了广东。23日下午，他来到了英德,肯定了清远农村综合改革的探索。24日上午，在深圳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时，他强调，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广东要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立足自身优势，创造更多经验，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稳。